这场灾难发生在2009年4月6日凌晨，在经历了历时半年的“小震不断”后，一场6.3级的大震降临在意大利中部拉奎拉地区，由于建筑年代久远，抗震措施差，这场并不算大的地震导致了308人死亡。

一位劫后余生的外科医生在回忆这场悲剧时，称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在地震当夜的决定：在大震来临前的4个小时，曾发生了一次小震，在与妻子女儿争论该不该在屋外度过该夜时，医生说政府官员曾保证不会有“即时威胁”，并记起了一位科学家说过“每一次小震都将削减大震降临的机会”。医生说服了家人呆在屋里睡觉——4小时后，大震来袭，一家三口被埋于瓦砾之下，只有他一人侥幸活下来。

因“听信专家”的话导致妻女丧生的外科医生维特里尼

这位医生后来参与了这场审判，作为指控科学家的证人。他坚称，审判并不是为了反对科学，他知道地震并不能预报。但当局不断地发出“冷静、不要担心”的信息，却不提供具体建议，这让他与其他的人失去了在地震当晚作出正确决定的机会——“这就是为什么我感到了科学的背叛。”

检察官同样指出，这场审判与“地震是否能被预测”没有任何关系——在224页的起诉书中，检察官指控的是，灾难预警委员会的6名地震专家和1名官员在地震发生前的一周，明明为地震召开了一场特别会议，但却向经历了数月“小震不断”、已陷入恐慌的民众提供了“不完整、不精确、自相矛盾的信息”，却没提供任何应对地震的建议，他们只关心如何让民众冷静下来。

检察官称，委员会不向民众提供清晰的建议，就相当于过失杀人。一审法官正是采用了这一说法。

在地震前一周，即3月31日举行的那次会议，成为科学家们被定罪的关键。在这场会议上，科学家们到底说了什么？据后来受意大利政府邀请对该场地震进行调查的美国地震专家称，这场会议下的结论没有任何问题——“没有理由认为不断发生的小震能预示一场大震”——在科学上，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。

然而，在会议前后的媒体见面会上，委员会中的那位政府官员（一位水力工程师）却声称“本地的地震是‘正常的’，‘没有危险’，科学界不断向我保证，这样的现象是好事，因为连续小地震释放了地层中的能量。”——在科学上，这句话是不成立的。实际上也没有一位地震专家向这位官员提供了这样的说法。然而这个观点迅速地在镇上传播，变成了“震动越多，危险越小”。

更要命的是，当有记者问“所以我们该享受一杯红酒时？”，该官员居然回应，“当然，当然要喝一杯卓林普乐怡诺红葡萄酒”。

换言之，如果说这次会议误导了民众，那问题也是出在这位官员身上，而不是地震专家直接误导了民众。遗憾的是，官员传达的错误信息并未被及时纠正。

如果说，这几位科学家做错了什么，那就是在这次会议上，只说了关于地震预测的情况，而没有在这次会议上向外界提供警告和建议，或者说“未表示忧虑”。这是否足以定“过失杀人罪”，外界有很多不同看法。

但究竟是什么让这些科学家未能提供民众所需要的建议呢？